●《巴黎协定》所反映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要求中国积极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抓住机遇，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

　　●《巴黎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反映并强化了全球气候治理转型的总体趋势：低碳竞争和合作取代了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全球责任共担和自愿减排原则的结合取代了南方免责原则成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新涵义；在国内、跨国、小多边、多边层次上对多种类型国际领导的需求也更高。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是全球集体行动的重要制度基础。《议定书》明确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由上至下地规定强制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进行简单二分，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议定书》指导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从建立之初就遭到了广泛批评。

　　2015 年底达成的《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使自下而上的“自愿减排”与顶层政治压力的结合成为新的制度安排；以具体国情为依据的“有区别的责任”和全球“责任共担”取代“南方免责”原则。实际上，“京都困境”的化解并不是在巴黎的谈判桌上完成的。若想全面地理解《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必须跳出《巴黎协定》本身，去分析在“京都困境”下全球气候治理得以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

　　一、“京都困境”和《巴黎协定》

　　虽然《议定书》是全球气候治理历史上最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件，但许多研究者明确指出，“京都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京都困境”的出现是必然的。由于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还是依赖各国的自觉、自愿行动，《议定书》的作用就应是调动各国和各种行为体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但是，“京都模式”的制度设计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其中两大问题最为致命，可以被视为造成“京都困境”的核心原因。

第一，减排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制约了《议定书》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转。《议定书》通过由上至下地强制规定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气候治理，但这种以“控制”为中心的治理路径与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心主义理念存在冲突。

　　遏制全球变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具体到各个国家的国际义务，也就是各国的负担。由于强制减排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但气候治理的具体收益却充满不确定性，各国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也就顺理成章。各国主权和减排责任的冲突影响了气候制度效率。可以说，以控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使国家无法从减排行动中获得经济收益，这注定了国家参与气候治理的力度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国际制度不能够解决国家行动的赤字，国家利益和制度的不协调还可能反过来冲击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从而造成制度受到压力而趋于瓦解。结果也正如预期，《议定书》不但迟至2005年才正式生效，其治理效果也极其有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京都模式”事实上已经接近名存实亡。

　　但是，参与气候治理并不注定是国家的负担。从本质上讲，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但温室气体排放过量是由于当前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碳依赖，例如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城市规划过分依赖电力的采光系统、缺少对清洁出行方式的支持、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全球气候治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减排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如何使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低碳化甚至无碳化(de-carbonization)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引领转型的国家创造巨大比较优势和经济收益。但是，“京都模式”却遏制了经济低碳化运动的发展。

　　与温室气体减排相比，推动经济低碳化要求包括国家、地方、组织、个人等在内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所有层次都进行系统性改革。推动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必要条件是多元行为体(国家、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等)在多层次(国家层次、地区层次、跨国层次等)上采取多种行动(能力培养、观念传播、利益建构等)。但是，由于“京都模式”将全球气候治理锁定为自上而下的、由国家主导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多元行为体在多层次上的行动能力长期以来受到了多边气候制度的抑制。因此，“京都模式”的多边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偏好，从根本上不利于动员推动经济低碳化的力量。

　　第二，多边气候谈判各方围绕减排原则的矛盾造成《议定书》执行不力。在各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动力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南北方国家对“京都模式”中减排义务分配的根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简称CBDR-RC原则)——的规范性认知也存在严重对立。

　　长期以来，对CBDR-RC原则的解读是全球气候治理中南北冲突的焦点。《议定书》在具体应用CBDR-RC 原则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进行了简单二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上获得了“免责”优待，这遭到了一些发达国家持续不断的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对抗性行动、话语重构、建构利益同盟等方式，不断对CBDR-RC 原则的权威性造成冲击。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也都以不同形式向发展中大国施压，要求重塑CBDR-RC原则，并以此作为其减排行动的条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南方免责”原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正当性是不容讨论的，一切协议都需要以尊重CBDR-RC原则和对南方国家进行优待为前提。

　　结果，各国在多边谈判中围绕CBDR-RC的争吵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政治资源，而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盟、加拿大等全球气候治理的传统领导者对CBDR-RC原则认可度的降低又进一步削弱了《议定书》附件一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意愿，这也是造成“京都模式”运转不良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的重要原因。

《巴黎协定》之所以被视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就在于它在多边制度层面突破了“京都模式”的一些制度框架，进而为化解“京都困境”提供了制度支持。《巴黎协定》以“全球责任共担”加“自愿减排”的方式对CBDR-RC原则进行了重新应用。在《巴黎协定》中，根据不同国情对国家义务的区分取代了对南北方国家的简单二分，这为南北方国家重新建立了规范的契合点。更重要的是，由于《巴黎协定》事实上放弃了“京都模式”的顶层设计路径，它有助于鼓励多元行为体的积极性，从而有望推动经济低碳化运动更快发展。

　　但是，《巴黎协定》本身只是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协定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即对前一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转型进行制度确认大于实际意义，推动化解“京都困境”的主要力量来自多边气候谈判场之外。全球经济低碳化运动的兴起和气候谈判阵营的分化和重组为多边谈判的成功准备了必要条件。而在上述两个进程中，国际领导者的推动作用十分突出。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中美引领了经济低碳化运动和气候治理国际规范的转型。

　　二、低碳竞争与气候治理利益结构的重塑

　　“京都模式”的失败是全球气候治理传统路径(顶层设计、排放控制)的重大挫折。但是，这一挫折却促成了多边主义气候治理路径垄断地位的丧失，释放了原本被压抑的创新力量，进而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多元化、多层化和复杂化的进程。“体制复合体”或“制度碎片化”已经成为理解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概念。但既有的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复杂性的研究主要强调《公约》和《议定书》外体制对多边气候制度的冲击和干扰。

　　从系统层次分析，多边制度外气候治理机制的大发展对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利大于弊，因为多元行为体在多个层次上对低碳化的推动正是全球经济低碳化的关键条件。在多边气候制度陷入困境的表象之下，多元行为体正在多边制度框架之外独立行动，推动着一场全球经济的低碳化革命。

　　第一，在市场层面，市场主体正在通过碳标记、采购控制等形式推动着供应链的低碳化。在这一进程中，大型跨国企业是主导性力量，而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则通过标准制定等方式对企业的行为施加影响。比如，由于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来自发达国家的采购商和经销商(比如沃尔玛)对被采购产品碳排放量的严格要求正有效地迫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采用更加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

　　第二，在次国家层面，城市、省级行政单位对于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也非常积极。比如，一些北欧和北美城市正引领着低碳城市、城市规划革新、城市能源系统可再生化等政策创新。城市之间的跨国网络(以“C40城市气候领袖群”为代表)也正成为低碳政策扩散的重要平台。(“C40城市气候领袖群”于2005年成立于伦敦，是一个旨在推动世界各大城市间合作，共同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并提高能源效益的国际性网络，目前在全球已有83个成员城市。——编注)

　　第三，在国家层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政府对新能源项目和碳交易机制的大力支持。比如，欧盟的碳交易体系和英国、德国实施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税收政策刺激了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低碳化生产。中国也在地区碳交易平台试点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全国性碳市场建设。

　　第四，在国际层面，全球气候治理逐渐涌现出由少数国家组织的小多边论坛和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如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为低碳政策的跨国扩散、低碳合作氛围的培养、低碳技术的推广等提供了重要渠道。可以说，随着多层次、形式多样的低碳化运动的展开，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正成为不可逆的潮流。